楚雄市子午镇|杨永龄：父亲的殷切嘱托 祖孙“五代”的历史传承

谈及骠川花灯的传承，一个世纪前原楚雄县劝学所所长杨永龄先生对当地骠川花灯戏所进行的戏曲改良之事，便不得不被人们忆起。杨老先生生前对骠川戏曲花灯钟爱有加。自私塾求学时起，他便投身于每年正月的骠川花灯民俗活动。及至前往楚雄就读中学，他对花灯演唱的喜爱更是与日俱增。除在学校踊跃参与文艺活动外，回到家乡法邑头村，他也积极投身戏班子活动。后来到省城读书，他更是充分利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间，前往花灯演唱集中的滇池畔观赏花灯演出，并结合骠川花灯的演唱特点深入思索。

1904年，杨永龄回到楚雄任教后，对花灯演唱更是痴迷不已，达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鹿城太平灯会成立。此后，杨永龄只要一有闲暇，便积极参与楚雄鹿城“太平灯会”活动。早在杨永龄读私塾之时，他就随法邑村花灯社队，前往子午的各个花灯队以及如今的东华镇（又称小骠）的新街、普鲁村、苴午村等戏曲花灯社团，参与拉练演出与交流。这一经历，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播下了花灯戏曲的种子。

灯会的起源有多个传说，其中一个传说起源于民众驱除虫害，即起源于“火把节”。汉代民众为了获得好收成，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减轻虫害。另一个传说是东汉明帝提倡佛教，在洛阳雍门外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白马寺，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的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汉族民间盛大的节日。

参加工作后，杨老先生不断改进戏曲花灯表演的基本功训练。他将所学所悟的手、眼、身、法、步、唱、做、念、打、舞等动作进行改良与规范。只要有时间，他丝毫不惧路途遥远，会到子午、东华等地，将这一基本功传授给数百位戏曲花灯艺人。他还与艺人们相互学习交流、同台演出，如同一位辛勤的园丁，将戏曲改良的种子播撒在这片充满民间花灯艺术的沃土之中，期待着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茁壮成长。在年事已高的骠川花灯艺人圈子里，提及杨老先生，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楚雄子午与东华地区，花灯、滇戏演唱活动颇为活跃，此地堪称楚雄花灯的发源地之一。杨永龄在这片土地上诞生、成长，自幼便浸润于花灯与滇戏艺术的氛围之中，深受其熏陶。他对传统戏曲寓教于乐的功效有着深刻的认知，同时也对旧戏曲存在的诸多弊端感触良深。为此，他曾撰写论文《戏曲改良说》，以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杨老先生的论文《戏曲改良说》中，如此表述道：“身处千载之后，却能够目睹千载之前英雄的丰功伟绩；安居一方之内，却能够洞察全国范围风俗的优劣，若离了戏曲，便难以达成此等功效。戏曲对于人而言，既能增长知识，又可舒缓心志，益处自是颇多。然而，若其引人走向邪途，导人陷入恶行，其危害亦不容小觑。这便是戏曲亟待改良的缘由所在！那优戏之场，向来为众人所喜闻乐见，但若演出不得其法，便会使一众前往观看之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不良影响，此乃极大的谬误啊。”

故而，凡进行戏曲表演者，所演内容必当关乎社会之进化、人群之公益。应描摹亡国之惨痛，以唤起人民的爱国之心；刻画专制之毒害，以激发人民的共和之志。如此这般，方能弥补教育之不足。演说家即便讲得口干舌燥，人们或许也漠不关心，然而观众一旦观看舞台上的事迹，便会铭刻于脑海，由此可见，戏曲之功，实凌驾于演说之上。如今共和已然成立，若要维系、树立人心，那么改良戏曲之事岂容迟缓？愿有心之士速速谋划此事。

探寻杨永龄先生求学之渊源——杨永龄，名永龄，字以久，亦字以久（注：此处表述“亦有杨以久之名”语义重复，调整为“亦字以久”更简洁合理）。乡邑之人惯以其号相称，此举既显亲切，更彰敬重。笔者曾专程探访杨永龄祖辈栖息之老屋。但见老屋周边，萋萋青草蔓延生长，葱葱树木蓊郁成荫。其间，雀鸟不时啼鸣，其声婉转清越，宛如天籁。

老屋大门上方，徽式建筑风格卓异，独树一帜，于岁月长河中尽显古朴韵味。步入屋内，柱子与梁木虽历经沧桑，色泽陈旧，却依旧坚实笃定，承载着往昔的厚重与安稳。再观屋檐之处，雕龙画凤工艺精湛，栩栩如生，精美之态绝伦无比，在日光或月色下熠熠生辉，格外引人瞩目。

我的指尖轻触着一桌一椅上的尘埃，仿若触及到了历史的脉络。那一年，杨永龄年仅六岁。在他即将踏入私塾求学的前夜，父亲杨希福言辞恳切地对他说道：“明日便送你去私塾读书，你定要谨遵先生教诲。咱们祖辈识字之人寥寥无几……虽说家中贫寒，但我与你母亲商议过后，绝不能让你重蹈我们这一辈的覆辙，在庸碌无为中虚度一生。只盼你能勤奋苦读，识文断字，学会打算盘、写信，日后改变命运，成为有出息之人。”

小永龄似懂非懂，不时点头，认真聆听着父亲的谆谆教诲，宛如干涸的土地尽情吮吸着知识与期望的甘霖。而此时，杨永龄的母亲李氏正坐在昏暗的香油灯前，身着单薄的外衣，疲惫却专注地一针一线缝着一个粗麻布书包。她左一针、右一针，上一针、下一针，前一针、后一针，细密的针脚里满是对儿子的关爱。这个书包，明早便要用来装儿子的笔墨纸张和饭团。她不时抬眼，望向心爱的儿子小永龄，会心的微笑悄然爬上眉梢。

次日清晨，当第一声鸡啼划破寂静的夜空，杨永龄的母亲李氏便起身，轻手轻脚地生火熬煮玉米粥。与此同时，杨希福细心地为杨永龄穿戴好衣裤、鞋子，待孩子洗漱完毕，又将笔墨纸张一一装进麻布书包。此时，锅中的玉米粥也已熬得恰到好处。

用过简单的早餐后，李氏轻声叮嘱了父子俩几句。随后，杨希福牵起杨永龄稚嫩的小手，缓缓迈出家门。此时天色已然大亮，西南方向，一轮硕大而明亮的圆月仍高悬于离山百丈之高的天空；东北不远处，启明星已探出山梁两丈有余，光芒耀眼夺目。父子二人默默前行，坚定的步伐在地面留下一深一浅的脚印……

半个多小时后，父子俩抵达了私塾学堂。小永龄成为当日首位到校的学生。小半个钟头后，陆续有十多个留着长辫子的男孩来到学堂。他们皆好奇地四处张望，对周遭的一切充满了新鲜感。

直至所有学生到齐，私塾先生才怀揣一撂草纸本，从屋内缓缓走出。他对着热情招呼的家长们微微点头示意，而后步入私塾课堂。十三位学生紧随其后，依次踏入那古色古香的学堂。

先生步入学堂，首先虔诚地焚香，而后对着先师孔子的画像恭行三跪九叩之礼。礼成后，他带领全体学生向先师孔子的牌位同样行了三跪九叩大礼，接着，学生们又向先生行了相同的礼仪，整个过程庄严肃穆。

行礼完毕，先生开始依次询问学生们的名与字。轮到小永龄时，他猛地站起身来，用稚嫩且响亮的声音说道：“家父为我取名杨永龄，字以久。”

先生缓缓踱步至小永龄的课桌旁，轻轻抚摸着他的额头，温和地问道：“今年几岁啦？”小永龄脆生生地回答：“六岁零两个月。”先生看着眼前这个额头饱满、眼眸明亮的胖小子，不禁会心一笑，仿佛从他身上察觉到了某种特质，认定他是读书的好苗子。随后，先生关切地说道：“小永龄，请坐下。”

自那日起，每日学生们到校与放学之际，皆需三拜先师孔子，同时一拜先生，以此表达对师长的尊崇之意。

杨永龄于私塾求学时，十岁之前所修习的课程主要为蒙学，以及识字、习字（硬笔）。先生在私塾的教学时间安排井然有序：清晨进行“习字”训练，让学生们在笔墨间感悟汉字的神韵；上午安排“背旧书”，巩固已学知识，使其烂熟于心；下午则是“上新书”，传授新的学识，拓宽学生视野；放学之前开展“对课”活动，锻炼学生的对仗与语言运用能力。倘若学生背不出内容或读不懂知识，便会受到戒尺的惩戒。

就这样，小永龄开启了他充满乐趣与挑战的学习征程……十一岁那年，小永龄凭借自身的努力与聪慧，成功考入楚雄高等小学。在楚雄高等小学就读期间，他一边潜心研读国学经典、学习初等算术，汲取传统文化与基础数学的养分；一边研习作诗、作文之法，探索文学创作的奥秘，同时涉猎自然科学相关课程，开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此外，他还开始深入解经读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探寻智慧与真理。

在研读五经、品味古文、吟诵诗词的同时，杨永龄还广泛涉猎诸多课程，如学习对对子以锤炼文字对仗之精妙，钻研训诂以探寻字词背后的深意，筑牢文字学基础以洞察语言的奥秘，练习软笔习字以体悟书法的神韵，修习国语以提升语言表达能力，探究算学以培养逻辑思维，了解天文以知晓宇宙的浩瀚，熟知地理以领略世界的广袤，研习美术以感受艺术的魅力，参与体育以增强体魄，聆听音乐以陶冶情操。

杨永龄在高小阶段始终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与此同时，他将体育锻炼融入学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持之以恒地强身健体，致力于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杨永龄于楚雄高等小学求学之时，正值国民教育思潮的转型时期。彼时的教育宗旨在于让全体国民都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使其具备相应的学识素养与道德品质，培育民主时代所需的国民意识与国家观念。

国民教育思潮滥觞于清末，彼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率先提出此思想，并以此为基点，深入探讨了近代义务教育的宗旨、目标等诸多关键问题。

到了民初，新教育的基本方针得以较为明晰地提出，国民义务教育思想也在此基础上得到进一步阐发。这一思想的倡导者蔡元培，以犀利之笔批判了清末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的教育宗旨。他深刻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格格不入，“尊孔”与信教自由背道而驰。基于此，他主张普通教育应当顺应时代大势，致力于塑造共和国民健全的人格。

彼时，军国民教育思潮应运而生。民初，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其中“一育”便是军国民主义教育。尤为关键的是，他坚持以培养共和国民的公民道德教育为主导，辅以其他诸般教育，旨在革新全体国民的精神风貌。这一举措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之选，也是出于革命的实际需求。革命者们纷纷组建军国民教育会和学堂，为革命事业培育后备力量。

杨永龄正是在这样一个新旧教育思潮相互更迭、激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完成了全部课程的学习。十六岁那年，他奔赴昆明，报考省立师范学校。最终，他凭借自身的卓越才华与不懈努力，以楚雄同期考生第四名的优异成绩，成功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

云南，自古以来便是众多少数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往昔曾被视作未经开化的“蛮荒之野”。杨永龄所就读的省城师范学校，汇聚了来自全省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在省立师范学校求学的三年多时光里，杨永龄潜心修习了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教育学、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习字、图画、体操等初级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除了这十二门课程之外，还涉及教育类的专业课程，诸如论理教育原理、心理教授法以及管理法等。

民国初期，依据当时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校规程令》，师范教育课程的门类有所调整。其中，读经讲经课程被取消，而手工、农业、商业、乐歌等课程得以增设。彼时的课程设置更为全面，力求在教育中兼顾学术性与示范性的平衡。

杨永龄在云南省立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始终秉持刻苦钻研、勤奋好学的精神。19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随后回到楚雄投身于教育事业。

杨老先生投身杏坛，于教育事业建树颇丰，其成效斐然，影响深远。1905年，杨老返回阔别多时的家乡，于子午学堂执教。他对待工作恪尽职守，不仅勤于思索、精于苦练，还潜心钻研教材与教法。同时，他热忱于教育整顿工作，不负众人所望，勇于开拓创新，大胆实施管理举措，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教学。在他的悉心教导下，一批优秀学子脱颖而出。他也因此深受师生的敬重与爱戴，后来被调至楚雄高等小学任教。

在长达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教学成果显著，既具备精湛的教学技艺，又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真正做到了德艺双馨。民国7年（1918年）年初，时年32岁的杨永龄，凭借卓著的成绩荣升为楚雄县劝学所所长，同时兼任楚雄高等小学堂国文教员。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深刻体悟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历经十几年教育教学经验的沉淀，经过对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反复且深入的思索，杨永龄终于撰写出一篇轰动当时教育界的教学论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关系说》。此论文于当时的报刊上一经发表，便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其论文全文如下：植物之兴衰枯荣，端赖于其根本与元气。若根本优良，枝叶亦随之繁茂；若根本不佳，枝叶亦随之萎顿。元气无损，则枝叶必将葱茏；元气受损，则枝叶必将枯槁。人之于父师，恰似植物之根本与元气。父师施以善教，子弟鲜有不成善者；父师教导不善，子弟又岂能为善？譬如人，生于齐地，便不能不说齐地之语；生于楚地，便不能不讲楚地之言。

墨子曾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呜呼，此言诚不我欺也！昔者，周成王有武王为父，周、召二公为其师，一朝即位，便成贤明之君主。反观秦二世，有始皇为父，赵高为其师，待其嗣位，却尽显奢侈荒淫之态。此为何故？莫非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出现分歧所致？

诚然，对于教育而言，父兄于家庭之中施教，乃是奠定根本；师长于学校之内授业，恰似赋予元气。是以根本优良，子弟自能向善；根本不良，子弟又怎可得善？此理与植物之元气无损则枝叶繁茂、元气受损则枝叶枯萎相为表里，一脉相通也。

殊为可怪者，世有为人父母者，当其子弟初能言语，便教唆之以嘲骂同辈；待其子弟稍能持物，又教导之以鞭挞同侪。及其入学，既无尊师之念，旋即侮慢师长，动辄与同辈斗殴矣。

更有为人师者，重刑名之术，逞法术之威，示谣淫之事。呜呼！有如此父师训诲子弟，子弟安能向善耶？家庭教育若不良善，子弟必易流于匪类；学校教育若不得法，子弟必易陷于残逆。由此观之，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关系，岂容小觑？

是以欲使子弟贤良，既不可缺家庭教育，亦不可无学校教育。然家庭教育不善，固不可取；学校教育不良，尤不可容！自亘古以迄于今，尤其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楚雄之教育正因其注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之关联，方得今日之蓬勃发展、人才辈出之盛景。

时至今日，杨老先生之学术论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关系说》，依旧具备强大的教育指导价值。杨老荣任劝学所所长之后，每逢周六、周日，便跨上枣红骏马，疾驰回法邑探望家中长辈。途中，但凡遇见法邑的乡老长辈，无论男女，他必定亲自躬身下马，作揖拱手，恭谨地向长辈问好，并礼让长辈先行。待进得村来，他便不再骑马，而是牵着缰绳，缓缓归家，以此表达对这方生他养他的土地以及乡亲们的敬重与尊崇。

然而，噩耗终究还是传来，杨永龄遇害的始末令人痛心不已。一个世纪之前，正值深秋时节。在一个狂风呼啸、电闪雷鸣的深夜，狂风裹挟着暴雨，还夹杂着冰雹，肆意地侵袭着大地。此时，人们早已进入甜美的梦乡。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仿佛天崩地裂。只见大骠法邑头村的上空，一块硕大无朋的陨石如流星般坠落，狠狠地砸进了村旁那片空旷荒芜的土地。刹那间，地动山摇，村外千里之地被一片红光笼罩，仿佛连鬼神都为之惊颤。村里的男女老少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从睡梦中惊醒，他们颤栗着起身，遥望村外那片红光，个个心神不宁，一时间竟不知所措，呆立原地，不敢轻举妄动。

村里的老者们面露忧色，神情凝重而肃穆，口中喃喃低语：“世间恐难太平，怕是又有祸事即将降临！”果不其然，七个时辰之后，便有人不顾狂风暴雨，匆匆赶来报信。那人悲恸至极，声泪俱下地大喊道：“杨永龄所长昨夜三更时分，在楚雄乙种蚕业学校门口惨遭歹人杀害……”

时光荏苒，如今杨永龄先生已离开我们近百年之久。先生乃现今楚雄市子午镇法邑头村人士。后辈子孙于先生仙逝百年之际，深入挖掘、悉心采访、精心梳理先生的轶事。此举一则是为了深切缅怀先生的功绩与品德，二则是期望以先生的事迹启迪后世之人，让先生的精神得以传承不息。

笔者多次拜访杨永龄之孙杨泽金、孙媳李庭美，以及其重孙杨成旺、重孙媳谢永仙，向他们探寻杨永龄在沧桑岁月中留下的踪迹。与此同时，还寻访了村里依然健在的高龄耆老。经多方求证，最终确定杨永龄生于1886年末，只是具体月份与日期，不敢贸然推断。他于民国九年（1920年）农历八月末遇害，可惜未能考证出具体遇害日期，着实令人遗憾。

1918年秋，时年32岁的杨永龄荣任楚雄县劝学所所长。肩负此重任，他首要之务便是管理好各学校校长。尤其在那个“实业救国”呼声高涨，黎民百姓深陷战火、苦不堪言的年代，管理、指导并督促好当时的楚雄县乙种蚕业学校，成了他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究其缘由，乃是当时的第三任校长丁作章不专心于学校事务，嗜赌成瘾，肆意鲸吞学校经费，甚至将养蚕所的经费挥霍殆尽。他还放纵学生四处偷摘桑叶，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杨所长曾多次找丁作章劝说，言辞恳切地希望他能配合劝学所，让蚕业学校恢复正常秩序，办好学校。丁作章每次都口头应承得极为爽快，然而，随后却依旧放任学生四处偷摘桑叶。此举引发民怨沸腾，民众的不满之声此起彼伏。即便民众的反馈传到他耳中，他也只是口头敷衍，背地里却依旧对学校事务不管不顾，丝毫不抓学校管理。更为恶劣的是，他竟将公家养蚕的经费挪去赌博，且屡赌屡输。

丁作章嗜赌成瘾，而杨所长向来为人正派、刚正不阿，加之年轻气盛，眼里容不得半分污浊。在多次劝说无果之后，他不得不痛下决心，解除了丁作章的校长职务。

谈及丁作章与蚕业学校，楚雄蚕桑发展的历史便如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不得不令人追溯探寻。楚雄的蚕桑事业，源远流长。早在明朝成化年间，邵敏赴任楚雄知府。他购置了养蚕栽桑的器具，悉心教导民众植桑纺织之事，还创作歌谣以激励百姓学习。可惜发展进程颇为缓慢，这在嘉庆版《楚雄县志》中亦有记载。由此可见，早在五百多年前，楚雄便已开启了栽桑养蚕的历史篇章。

而楚雄蚕桑真正迎来蓬勃发展，是在光绪末年。彼时，新任知府崇谦受全国维新思想的启迪，深刻认识到“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唯有如此，方能让民众摆脱生活困境。从全省的形势来看，部分地区已开办了蚕桑学堂，并从江浙引进了新的桑种和先进技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崇谦将种桑养蚕视为重要的民生事务。他邀请熟悉蚕桑业务的专业人士来楚雄设局，传授种植和养殖之法；同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组织民众学习。不仅如此，他每隔两三天便亲自前往局里视察。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县种桑达数百万株，从事养蚕的农户亦有数百余家。

宣统元年（1909 年），全县蚕丝产量已达五百余斤，至次年，产量更是飙升至两千余斤。与此同时，新任县长涂建章，曾研习农学，对蚕桑之道颇有深入研究。到任之后，他敏锐地发现楚雄的土质与气候极为适宜栽桑养蚕。于是，他引进鲁地桑种，亲自带领家人，召集当地男女，组织开展相关训练。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县长太太身先士卒，率领一众女弟子在东门街开辟了一片模范桑园，亦称作女子桑园，此事一时传为佳话。直至 1944 年，这片桑园被拆除，在此基础上新建了市场，即如今的新市街。

辛亥革命胜利后，于民国二年（1913 年），楚雄正式成立了乙种蚕业学校，后更名为乙种农业学校。在彼时“实业救国”口号的有力推动下，学校发展极为迅猛。学校选址于协台衙门，即如今一中大门附近。学校初任校长为周钟歧，其后由张家麟接任，最后一任校长则是丁作章。教员队伍中有马伯皋、易崇股、王子显、刘文华等。

每期招收学生百余人，生源主要为楚雄本县的小学毕业生。学校课程设置以桑树栽培、养蚕缫丝、病虫防治等专业课程为主，同时兼顾其他农业知识以及国文、数学等公共课程的教学。课余时间，学生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开辟桑园，种植优良品种的桑树，并进行养蚕、缫丝的实际操作。在一段时间内，学校养蚕规模达到三、四百簸箕之多。

乙种蚕业学校的开办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有力地促进了楚雄县蚕桑事业的蓬勃发展。农村地区普遍兴起栽桑养蚕之风，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楚雄所产蚕丝不仅产量可观，而且质量上乘，在全省范围内享有盛誉。

彼时，劝学所长杨永龄对蚕业学校极为关注，高度重视学校事业的发展。当劝学所撤销了丁作章乙种蚕业学校校长的职务后，丁作章心怀怨恨，竟私自盗用杨所长等人的名义进行保举，并呈文上报时任县长皮楚芳，妄图另谋差事。时任县长未加详察，信以为真，准备下发任命书。

然而，丁作章的卑劣行径终究未能逃过杨所长的法眼。杨所长及时找到时任县长，义正词严地指出这是丁作章盗用自己及他人名义欺骗县长，坚决反对此次任命。县长听闻后，遂收回成命。

丁作章的阴谋未能得逞，心中的怨恨愈发浓烈。他咬牙切齿，眼中凶光毕现，对杨所长的恨意如熊熊烈火般燃烧。他歇斯底里地放下狠话：“等着瞧，杨永龄，老子收拾你！”

丁作章的阴谋破灭，气得口吐鲜血。不仅未能谋得官职，还落得个颜面尽失、无地自容的境地。一连数日，他卧病在床，茶饭不思。家人和用人前来为他端水送饭，他一见便怒不可遏，无名火瞬间升腾，将整个住所砸得一片狼藉，器物破碎之声不绝于耳。

在极度的愤懑与不甘中，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恶毒的阴谋——下药毒害杨所长。

（杨所长与丁作章皆为子午、东华人，老家相距不过八公里。在楚雄从事教育工作时，二人互称老乡。倘若丁作章并非嗜赌成瘾，未曾挪用蚕业学校经费去赌博，若他能改过自新，杨所长也不至于狠下心来规劝他辞去校长之职。毕竟，能奋斗到一校之长的位置，着实不易。 ）

然而，丁作章顽劣成性、死不悔改，恶行泛滥成灾。杨所长在万般无奈之下，才痛下决心将他从校长之位上开除。

在谋划谋害的那天，丁作章假意邀约杨所长前往米市街、古山街一带用餐。杨所长心想，毕竟彼此是老乡，而且也能借此机会规劝丁作章振作精神、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便欣然应允。

丁作章及其几个帮凶佯装热情，将杨所长请到米市街的一家小吃店。他们煮了几碗米酒煮粑粑，其中一人盛了一碗，满脸热忱地端给杨所长。

丁作章等人早有预谋，将事先准备好的毒药掺入米酒煮粑粑中，“殷勤”地请杨所长食用。然而，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生活习性，杨老向来吃不惯米酒煮粑粑这一食物，任凭丁作章等人巧言相劝，他始终不为所动，坚决未吃。丁作章的首次卑劣毒害阴谋就此落空。

民国九年（1920 年）深秋，一个冷风飕飕的夜晚，丁作章兄弟三人再次邀请杨老出去玩扑克牌。杨老并未心生戒备，便答应了他们。当晚，暴雨倾盆而下，冰雹也随之肆虐。不料，当他们在凌晨三点返回位于如今老州医院与楚雄中学交叉路口的乙种蚕业学校门口时，丁作章抱着“一不作，二不休”的歹念，勾结两个兄弟，残忍地将杨所长杀害于蚕业学校门口。

这起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在楚雄城乡激起轩然大波。教育界的同仁们得知噩耗后，无不义愤填膺、悲痛万分。他们怀着满腔的正义与愤慨，积极主动地协助政府开展破案工作，凭借着坚定的决心与不懈的努力，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这一切，都发生在民国九年（1920 年）。自那之后，曾经承载着育人使命的蚕业学校，也在这沉重的阴霾中无奈地落下了帷幕。

在杨所长惨遭杀害的次日中午十一时许，楚雄县劝学所选派了四名同志匆匆赶赴法邑，将这一噩耗告知杨永龄的奶奶、母亲以及年仅十一岁的女儿杨仕兰。此前，杨永龄的爷爷杨涛和父亲杨希福已相继离世，这个家庭在命运的无情重击下，再度陷入至暗深渊。

前来报信的一位同志神情凝重地说道：“昨日深夜凌晨三点，于州医院与楚雄中学不远处的乙种蚕业学校门口，有人隐约听到阵阵撕心裂肺的呼喊声——‘来人啊！救命！来人啊！救命！救命！’这是报信者从那些深夜被惊醒的市民口中听闻的，据说那正是被害者发出的呼救声，呼救时间大约是夜里三点。”

另一位同志则详尽地补充道：“今日凌晨时分，劝学所的工友途经楚雄乙种蚕业学校门口时，赫然发现一具男尸横陈于雪地之中，其上衣血迹斑斑。单从模样来看，颇似劝学所的杨所长，但工友心存忌惮，未敢贸然靠近。”

于是，这位工友急忙赶到劝学所杨所长的住处与办公处四处搜寻，然而，一番寻觅之后，依旧不见杨所长的踪影。他心中暗自揣测，方才在雪地里看到的那具男尸，极有可能便是杨所长。慌乱之中，他突然想起教育会长韦文明与杨所长交往甚密，便匆忙奔至韦文明家中，将此事如实相告。

韦文明与杨永龄情谊深厚，听闻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惊得他心乱如麻。他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赶赴现场查看情况，随后又马不停蹄地亲赴县政府报案。县长皮楚芳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即刻随同韦文明亲临现场，进行细致入微的勘查。

彼时，学校正值秋收农忙假，教师和学生们都已返回家中，帮助家人从事农事劳作。偌大的校园，此刻显得格外冷清。杨永龄家中的亲人们满心期盼着他早日归家，然而，等来的却是他惨遭杀害的噩耗。这犹如晴天霹雳，令家中的孤儿寡母、老妪妇孺们悲痛欲绝，心酸如绞。

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了乙种蚕业学校校长丁作章身上。此时的局面，已然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无奈之下，家中的三位女眷——老太太、儿媳和孙女，只好将二叔杨希禄、三叔杨希寿、四叔杨希元、五叔杨希祯、六叔杨希祥以及各位婶子、同宗家门，还有云龙街的姑妈、表叔们都请来，共同商议杨永龄的后事。同时，她们安排年轻的后生们四处奔走，通知所有的本家邻舍和亲戚。

值得一提的是，杨永龄的女儿杨仕兰在十岁那年，经当时云龙街姑妈的牵线搭桥，定下了一门亲事。男方是双柏妥甸人，名叫李如郎，彼时年仅十二岁。在古时，缔结娃娃亲乃是常见之事，不少人在十几岁，甚至八九岁时便已定下终身。这一习俗，实乃封建时代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恰巧，与杨仕兰有娃娃亲之约的双柏妥甸人李如郎，此时正在云龙杨仕兰的姑奶奶家中躲避兵役。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为了避免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许多年轻男孩不得不四处躲藏。听闻消息后，李如郎也一同来到了杨仕兰家中。

依照当地习俗，儿子在特定事宜中必须承担顶主之责。尽管李如郎尚未入赘杨家，但众人一提及此事，这位少年便毫不犹豫、爽快地应承下来，甘愿为素未谋面的岳父大人履行顶主之仪。

长辈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为他更名为杨仕美。在这悲痛弥漫、哀伤笼罩的时刻，杨仕美展现出深明大义的风范，令在场众人倍感欣慰，心中涌起一股温暖与慰藉。

用过午饭之后，几位叔叔、表兄以及家族中的同门之人，精心捆扎好滑杆，随后与劝学所的四位老师一道，踏上了前往楚雄接回杨永龄的征程。一路上，皑皑白雪覆盖大地，众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不时有人滑倒在地，但旋即又坚强地爬起，继续赶路。抵达楚雄后，他们前往古山街购置了草席、纸火等物，又对杨永龄的住所稍作整理。

下午四点整，九人一行从楚雄启程，轮换着抬着杨永龄的遗体以及他的家当，艰难地踏上归途。一路上，泪水与雪水交融，浸透了众人的全身。傍晚六点五十分，尽管漫天飞雪遮蔽了太阳的踪迹，但在太阳落山之前，他们终于将杨老的遗体接回了家中。此时，漫天飞舞的雪花愈发密集，仿佛老天爷也在为杨永龄的不幸遇害鸣冤叫屈。

民间有云：“人仙逝时下雪，寓意此人在世高洁，或是含冤而死，故而老天为之昭雪。”无论这说法是否属实，杨老终究是魂归故里了。

杨永龄家中仅有一间陈旧的老屋，众人将他的遗体接回家后，便恭敬地将其安放在堂屋之中。杨老的骤然离世，如晴天霹雳般令人猝不及防。更为窘迫的是，家中竟没有合适的棺木来安置他。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家道本就贫寒，此时更是雪上加霜。

云龙街的姑妈以及几位叔叔见状，心急如焚，四处奔走，东拼西凑地寻来了木板。他们不辞辛劳，精心打造，终于做成了一口棺木。

时光缓缓流逝，直至五日后，所有的后事筹备工作才终告完成，一切皆已妥帖就绪。此时，杨永龄的灵柩才得以移出家门，开启发丧之程。发丧那日，天空中再度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县政府、县劝学所的领导、干部职工们，以及生前与杨老一同教书育人的同仁们，纷纷接踵而至。法邑杨氏家族成员，还有法邑头村、中村的村民们，皆自发前来悼念。子午、东华、云龙街九村十八寨中，那些曾与杨老一同唱花灯戏的友人，也都赶到现场。

整个法邑头村沉浸在一片悲痛肃穆的氛围之中，人们皆披麻戴孝。放眼望去，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让人难以分辨究竟是纷纷扬扬的雪花在肆意飞舞，还是那洁白如雪的孝布在随风飘荡。近千人齐聚于此，为杨老送行，场面悲壮至极，令人动容。

送行的队伍浩浩荡荡，走在前面的人已然抵达楚双水库附近的波罗村山坟山，而后面的送行长队才刚刚迈出村口。然而，整个队伍却一片肃然，无人喧哗。这般盛大的送行场面，在历史的长河中实属罕见，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杨老泉下有知，可曾料到自己的离去竟能如此感动上苍，引得社会各界的贤达贵人与普通黎民百姓纷纷前来，表达他们的哀思与敬意！

杨老的丧事圆满结束后，众人逐渐从悲痛中平复下来，开始静下心来商议如何状告杀人犯丁作章一伙。经众人仔细合计，决定前往楚雄告状。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遭遇了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和棘手问题，这让告状之路变得异常艰难。

无奈之际，他们突然想起，杨老的儿子在昆明读书时，便听闻其结识了唐继尧，且与之有过交往。工作之后，孩子还提及唐继尧有意将他调往省城任职。这一机缘的出现，宛如在山重水复的困境中，突然柳暗花明，让众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彼时，唐继尧身任云南护法军总裁之要职，同时还兼任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他于1922年创立东陆大学，向来对教育文化极为重视。云龙的姑妈、表叔以及堂兄弟等人，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模样，踏上了前往省城昆明向唐继尧告状的艰难旅程。他们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历经七天六夜，终于抵达了昆明。

进入唐继尧的办公室后，他们恭恭敬敬地将状纸举过头顶。唐继尧接过状纸，仔细阅览后，顿时怒目圆睁，义愤填膺。他沉默良久，而后沉稳地说道：“你们先回去吧，我即刻派人彻查此案。”

不多时，唐继尧便迅速安排人手前往当地核查此案。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查明这起惨案果然是楚雄县蚕业学校校长丁作章与其弟兄合谋所为。唐继尧当即下令，将丁作章等人逮捕归案，依法严惩。最终，丁作章被判处死刑，以五花枷板施以绞刑，伏法受诛。

至此，杨永龄的冤情得以昭雪，法纪的威严得以伸张。从杨老不幸遇害到丁作章被判处死刑，这起案件历时一年零二十天。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杨老终于等来了公道。想必杨老在天之灵，亦能安然瞑目了。

杨老戏曲改良说对骠川花灯文化的影响颇为深远。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骠川花灯邂逅杨老的戏曲改良说，二者相互碰撞、交融，仿若为人们开启了一扇神秘之门，引得众人踏上持续探寻骠川花灯文化脉络的漫漫征程。

楚雄骠川花灯，其历史底蕴极为深厚，早在明代以前便已初现端倪。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它历经时光的雕琢与沉淀，于道光年间正式成型，宛如一颗历经磨砺的珍珠，绽放出独特的光彩。至明末清初，骠川花灯迎来了它的鼎盛之期，彼时繁花似锦、热闹非凡。

在云南花灯这一绚烂多姿的文化星河中，骠川坝子的花灯恰似一颗耀眼的明星，熠熠生辉，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清朝后期，在杨永龄生活的骠川坝子，各村纷纷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花灯社。一时间，几乎达到了村村有灯社、户户有唱灯人的繁荣景象。各村各寨的土主庙、祠堂里，都矗立着富丽堂皇的古戏台，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

杨永龄所在的法邑头村，花灯演唱已然成为骠川人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骠川人如同忠诚的守护者，坚守着祖辈们传唱了几百年的花灯，守护着他们的精神家园，守护着老祖宗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这古老的花灯艺术，在骠川地区已悠悠流传了六七百年之久。

杨永龄参加工作后，便心怀壮志，一心致力于在法邑头村小坝筹建一所学校，同时打造一座供花灯戏演唱的亭台。他满怀热忱，憧憬着为当地的教育与文化事业添砖加瓦。然而，命运弄人，壮志未酬身先死，他尚未能施展心中的宏伟抱负，便不幸遇害，这无疑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大憾事。

每年正月，在杨永龄曾经倾心耕耘过的土地上，戏曲花灯已在骠川坝子深深扎根，积淀成为一项盛大的民间艺术展演活动。它宛如一座欢乐的桥梁，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娱自乐、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

群众参与的广泛性令人惊叹，无论男女老少，皆自觉投身其中，热情高涨。活动内容更是精彩纷呈、丰富多样，涵盖了各种经典的花灯曲目和表演形式。正因如此，骠川花灯已然成为当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人们的心灵家园。

在骠川这片土地上，花灯文化蓬勃兴盛。村村皆有灯班，处处洋溢着闹花灯的热闹氛围，历经几代传承皆以演绎花灯为业的世家，可谓比比皆是。

每逢灯场盛事，场景尤为动人。年逾古稀乃至八九十岁的老者，精神矍铄地参与其中；五六岁的孩童，带着稚嫩与好奇踏上舞台；甚至尚在襁褓、嗷嗷待哺的娃娃，也被母亲背在背上，一同感受这热闹非凡的氛围。几代人同场献艺，共同谱写着花灯文化的绚丽篇章。

时至今日，每年镇政府都会精心组织一场盛大的花灯大汇演。这不仅是对花灯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全民的文化盛宴。

骠川享有“花灯之乡”的美誉，实乃名不虚传。骠川花灯的前世今生，宛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经历了社会变革的风雨洗礼，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步茁壮成长。新中国成立之后，它更是如鱼得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与发扬光大，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回溯清末岁月，子午街宛如一颗在滇西大地悄然孕育的明珠，其滇剧艺术于彼时渐露锋芒，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这条历史悠远的街道，仿若一座艺术的殿堂，承载着无数艺术家的绮梦与执着追求。他们怀揣着对艺术的热忱，在这方天地里挥洒汗水、倾注心血。

杨永龄，便是那个时代醉心于艺术的赤诚之士。每逢周末，他总会暂且放下俗务，怀着一颗虔诚且求知若渴的心，奔赴子午街。在这里，他与经验丰富的老艺人们围坐一处，热切地交流技艺、虚心地学习心得。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将自己的才情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特别是在戏曲花灯的演唱上，他声情并茂、韵味十足，凭借着精湛的演绎，逐渐在艺术圈子里声名鹊起，赢得了众人的认可与赞誉。

如今，漫步于子午街，踏入那古朴雅致的茶馆，能瞧见一群年逾八旬的老者闲坐于此。往昔岁月在他们眼角眉梢刻下深深浅浅的痕迹，可当谈及过往，那些尘封的记忆却如潮水般清晰涌来。

他们宛如时间长河里执着的守望者，以舒缓而又饱含深情的语调，细细回溯着杨老于此处登台演出的桩桩趣闻轶事。言语间，笑容不自觉地在他们脸上漾开，恰似春日里绽放的花朵，满是愉悦与欢欣。他们兴致勃勃，仿佛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一段珍贵的回忆，每一句话都蕴含着对往昔的眷恋。

每一则故事，都似一颗璀璨的明珠，折射出艺术传承的强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跨越了岁月的长河，让滇剧这一古老艺术在子午街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在这里，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文化魅力，它如同一坛陈酿的美酒，越品越香，令人沉醉其中。

子午街，它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名词，更成为了滇剧精神的不朽象征。它宛如一座历史的丰碑，承载着几代人对艺术的炽热热爱与执着坚守。那些悠扬婉转的曲调，似山间潺潺的溪流，淌过岁月的沟壑；那些精彩绝伦的演出，如夜空中绚烂的烟火，点亮了子午街的夜空。它们仿佛拥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引领着我们回溯往昔，去触摸滇西文化那深厚而又坚实的底蕴，让我们在岁月的故事里，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

公元1986年，在时光的长河中，子午街仿若一颗被唤醒的明珠，重现了“龙灯会”的辉煌盛景。当岁末的脚步悄然临近，整个街道都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氛围之中，舞龙活动如同一场盛大的狂欢，热热闹闹地拉开了帷幕。一条条色彩斑斓的巨龙在街道上翻腾游走，引得众人欢呼喝彩，那场面，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时光流转至1987年，当地以满腔的热忱和积极的姿态，精心组织排演了剧目《蟒蛇记》。此剧规模宏大，所需演员众多，参与其中的人员将近八十人。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怀揣着共同的梦想与热爱，为了这部剧的成功上演而齐心协力、全力以赴。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众人皆秉持着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义务投身于其中，未索取分毫报酬。在他们心中，唯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夙愿熠熠生辉，那便是让“花灯”这一在农村群众中广受欢迎、极具亲和力的民间艺术，于薪火赓续、代代相传的进程中，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实现更为出色的传承与弘扬。

近年来，此地文艺团队在文化创作与表演领域成果斐然。他们不仅自行创作并演绎了一系列反映农村生活的现代节目，还依据优秀传统花灯剧，如《喜中喜》《割肝救母》《小姐与长工》《三婆媳》等剧的录音磁带，开展了严谨细致的学习与排练工作。随后的精彩演出，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

新一代的农村业余文化队伍以传承与弘扬杨老的 “戏曲改良说”为使命，将一批内容健康、格调文明向上的花灯小戏搬上舞台。这些作品宛如璀璨的星光，照亮了子午镇农村文艺的天空，推动着当地文艺事业不断迈向繁荣。

而杨老 “戏曲改良说”的影响深远，其不仅在子午、东华等地生根发芽、蓬勃发展，还跨越地域，辐射到了南安古镇云龙街。早在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云龙街便成立了 “聚乐会”。每逢重大节日和庙会，“聚乐会”的成员们便会登上古城城隍庙的古戏台，以悠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为民众带来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后来，为求滇剧技艺精进，“聚乐会”特意邀请玉溪的马奇伟等三位老师前往古城授艺。在名师的悉心指导下，“聚乐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此后，他们的足迹遍布四方，先后奔赴玉溪、楚雄、大庄、黑井等地，与当地的乡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交流演出活动。每到一处，他们的表演都如璀璨星辰，照亮了当地的文艺夜空，演出活动异常活跃，声名远扬。

在楚雄境内，“聚乐会”享有广泛的声誉，成为了戏曲舞台上的一颗耀眼明星。他们的剧目储备丰富多样，先后演绎过《血手印》《穆柯案》《水漫金山》《斩三妖》《双槐树》《七星剑》《三堂会审》《斩马谡》等五十多个经典剧目。演出所需的服装道具也颇为齐全，多达三十余箱，足见其演出规模之宏大、准备之充分。以至于楚雄举办重大滇剧演出活动时，也会慕名来到古镇，借用他们的服装，抽调临时演员，足见其在当地戏曲界的重要地位。

建国之后，社队、乡村积极组织业余花灯队，充分利用节日盛会的契机开展活动。节日内容精彩纷呈，除了演出传统花灯剧之外，多数节目是根据现实生活精心编排、自编自演的戏曲花灯改良现代节目。这些节目紧密贴合时代脉搏，展现了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直至今日，云龙街、杨旧村、苏家屯、阿里本、杞木本、上力么等地的戏曲花灯活动依旧十分活跃。那悠扬的曲调、灵动的舞姿，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传承着古老的文化，成为了当地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杨老对戏曲花灯改良事业的贡献深远，其理念的延续与发展在子午骠川得以生动体现。当下，子午骠川花灯队伍蓬勃发展，目前共有16支之多，在册的花灯演员达447人。此外，小骠（东华镇）新街文艺演出队、普鲁村文艺演出队、苴午村文艺演出队等团队的演职人员亦有102人。如此算来，整个骠川的花灯演唱人员总数达549人，可谓人才济济、阵容可观。

在杨老“戏曲改良说”的深远影响下，骠川传统戏曲花灯在民间备受青睐。漫步于整个骠川坝子，处处呈现出歌舞升平、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忠孝仁爱、行善施德的优良品德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土地，已然蔚然成风。

子午镇历届领导高度重视花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花灯传承演唱活动列为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他们大力支持花灯演唱活动，为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截至2019年，一年一度的花灯汇演已成功举办27届，同时，第三届骠川文化艺术节也顺利举行。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成为了展示骠川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为了将骠川花灯这张文化名片擦拭得更加闪亮，充分彰显“花灯之乡、文化名镇”的独特魅力，各方仍在不懈努力。相信在未来，骠川花灯必将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书写新的辉煌篇章。公元2014年12月28日，在各级各部门的倾囊相助、鼎力支持之下，由骠川地区省、州、市级花灯戏传承人和文艺骨干依据法律法规，郑重且正式地成立了“楚雄市子午镇骠川花灯传承协会”。

自此之后，楚雄市子午镇骠川花灯协会以雷厉风行之势，积极投身于各项建设工作之中。他们秉持着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态度，精心雕琢、反复推敲，制定出了详尽完备的会员章程。这份章程犹如一座坚固的基石，为协会的有序运转构建起了清晰明确、科学合理的规则框架，确保协会在规范有序的轨道上稳健前行，朝着既定的目标不断迈进。

2016年7月，于子午镇党委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下，“中国共产党楚雄市子午镇骠川花灯协会支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恰似为协会的发展筑牢了坚实的领导堡垒，注入了生生不息的红色动能，引领着协会在文化传承的漫漫征途上披荆斩棘、砥砺奋进。

尤为关键的是，该协会自始至终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奉为崇高使命，以责无旁贷的担当和矢志不渝的信念，全身心投入到这一意义非凡的事业当中。

省、州、市级的花灯戏传承人，清晰地认知到自身肩负着传承与弘扬花灯文化的重大使命。多年来，他们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花灯艺术的研究与实践中。在悠悠岁月里，他们不断探索、沉淀，如同在时光长河中精心淘漉真金，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练就了深厚精湛的技艺。他们宛如技艺超凡的匠人，用心雕琢着花灯这一传统艺术瑰宝，使其在时代的浪潮中熠熠生辉。

文艺骨干们怀揣着对花灯文化的炽热挚爱和对艺术的执着坚守，以满腔热忱积极投身于协会的筹备工作。他们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为协会的成立殚精竭虑。每一场会议，他们都精心组织，力求周全；每一项章程，他们都认真商讨，严谨细致。他们的付出如点点繁星，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为协会的诞生倾注了大量心血，推动着协会在历史的舞台上华丽登场。

自成立至今，楚雄市子午镇骠川花灯协会已走过十余载春秋，在花灯传承与保护领域取得了令人赞叹不已的斐然成就。协会会员构成丰富多元，汇聚了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专长的人士。他们宛如繁星汇聚，共同构筑起一个温馨和睦、活力四溢的花灯文化大家庭。在这里，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守护并传承着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这个宛如大家庭般的协会中，有一群从事花灯演唱超过五十载的老艺人。他们是花灯文化当之无愧的“活化石”，亲身见证了花灯艺术从兴盛走向更加蓬勃发展的完整历程。岁月悄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他们的声音不再清脆嘹亮，步伐也不再轻盈矫健。然而，他们内心深处对花灯的热爱，却如窖藏多年的美酒，历经岁月的沉淀，愈发香醇浓郁，丝毫未曾因时光流转而消减。

这些老艺人秉持着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将自己一生研习所得的精湛技艺，毫无保留地倾授给年轻一代。每一段婉转的唱腔，每一个灵动的动作，都凝聚着他们毕生的心血，寄托着他们对花灯文化传承的殷切期望。这传承之举，宛如传递一盏熠熠生辉的文化明灯，照亮了花灯艺术薪火相传的漫漫征途。

与此同时，协会里还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他们仿若初升的朝阳，周身洋溢着蓬勃的朝气与活力。他们对花灯文化满怀好奇与憧憬，在老艺人的精心教导下，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认真学习着每一个音符的韵律、每一个舞步的节奏。他们是花灯文化未来的希望之星，为这一传统艺术注入了鲜活的力量，让花灯文化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崭新的生机与魅力。

自成立以来，楚雄市子午镇骠川花灯协会始终积极主动作为，精心组织各类展演活动，累计场次已达350余场。这些精彩纷呈的展演活动，不仅于当地的村庄、社区、学校等场所依次上演，更跨越了地域樊篱，走出骠川地区，远赴北京、香港以及周边城市开展交流演出。

为在舞台上展现出至臻风貌，演员们用心筹备服装、道具，不厌其烦地反复打磨节目。他们怀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力求将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腔都做到尽善尽美，只为将最精彩绝伦的表演呈现在观众眼前。

登上舞台，他们灵动的身姿宛如翩跹起舞的精灵，在舞台上轻盈穿梭；优美的唱腔恰似潺潺流淌的清泉，润泽着观众的心田；绚丽的服饰仿若夜空中璀璨的星河，闪耀着夺目的光芒。他们凭借精湛的技艺，演绎着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观众们沉浸其中，深深陶醉在花灯文化的独特魅力里，仿佛置身于一个如梦如幻的艺术世界。

这些展演活动，宛如一场场华美的文化盛宴，极大地丰盈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它们又似强劲的东风，有力地提升了花灯文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这一传统艺术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绽放出绚烂光彩。

在文化强国建设如火如荼推进的进程中，楚雄市子午镇骠川花灯传承协会宛如沐浴在温暖春风里，毅然决然地肩负起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神圣使命。骠川花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耀眼夺目的明珠，承载着骠川人民深厚的情感与珍贵的记忆，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2025年2月26日悄然来临。这一天，对于楚雄市子午镇骠川花灯协会而言，是极具纪念意义的重要时刻——协会迎来了成立十周年的盛大庆典。在这值得欢庆的日子里，楚雄市子午镇骠川花灯协会于骠川油菜花海艺术节主会场，依托那广袤而富有诗意的田园大舞台，隆重举办庆祝活动。活动现场，精彩绝伦的花灯歌舞表演轮番上演，为观众们呈上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视听盛宴。

10载春秋悠悠逝去，于楚雄市子午镇骠川花灯协会而言，这一历程恰似孩童迈入小学，开启了汲取知识、茁壮成长的关键阶段。10年来，协会的86位会员秉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以超凡的毅力跨越了重重艰难险阻。他们淡泊名利，不计个人报酬，甘愿在清冷孤寂中默默坚守，宛如辛勤的园丁，在花灯艺术的园地里悉心耕耘。

回溯往昔，协会初创之时，连一方可供排练的场地都难以寻觅，发展之路可谓举步维艰。然而，在镇党委政府的悉心关怀与鼎力支持下，协会终于拥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这一转变，宛如在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中，漂泊的船只寻得了坚实可靠的港湾，为协会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骠川花灯》历经五百年的岁月沧桑，在时光长河中不断传承、演变，其艺术魅力愈发醇厚。而协会在这十年间，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毅然扛起了花灯传承的大旗。在此期间，协会积极投身于各类重要活动，先后登上“香港世界健康舞大赛、云南非遗进京大展演、云南省第四届传统戏曲展演”等高端舞台。每一次亮相，都是一次文化的传播；每一场表演，都让骠川花灯的独特魅力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熠熠生辉。

在协会不遗余力地推动之下，《骠川花灯》先后被申报为楚雄市级、楚雄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至2023年，它成功跻身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列。众多协会中的花灯人深刻意识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征程，他们皆为骠川花灯深感自豪。正是这份不懈的努力与坚持，使得骠川花灯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得以传承与发展。

杨老于戏曲花灯改良事业贡献卓著，其理念在子午骠川得以传承与赓续，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杨老“戏曲改良说”的深远熏陶下，骠川传统戏曲花灯于民间广受赞誉。

漫步于广袤的骠川坝子，目之所及，皆是歌舞升平之景，风清气正之风扑面而来。忠孝仁爱、行善施德的优良品德，如春风化雨般润泽着这片土地，已然成为深入人心、蔚然成风的社会风尚。

当下，正值楚雄市子午镇骠川花灯协会成立10周年。全体会员凝心聚力、众志成城，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披荆斩棘，跨越了重重艰难险阻。他们心怀满腔热忱，凭借卓越智慧，似兢兢业业、不辞辛劳的园丁般精心耕耘，使得一盏盏璀璨的花灯之花竞相绽放。

10年来，协会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先后奔赴首都北京，以及天津、香港、青海、成都、昆明等地，带着对花灯艺术的热爱与执着，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参与各类展演活动多达200余场。在那一方方舞台上，他们身姿灵动、唱腔婉转，宛如灵动的精灵在舞台上翩翩起舞，向观众展现着骠川花灯的独特魅力，让这一传统艺术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同时，协会积极响应州市号召，踊跃投身各类非遗活动展演，累计达40余场（次）。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文化的深情传播；每一场表演，都让更多人领略到了骠川花灯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风采，使其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夺目的光芒。

2011年至今，花灯艺人们秉持着保护、传承、创新与发展的理念，不负杨老的殷切期望。在杨老辞世百年后的今朝，大骠子午以省级花灯戏传承人杨天学等为代表的花灯艺人，精心搜集并整理了流传于骠川地区的一批优秀传统剧目，以及近年来骠川地区业余作者创作的一批花灯戏剧作品，将其汇编成《骠川花灯荟萃》（卷一、卷二两本专辑）。此举一方面完好地保护了传统演唱剧目，另一方面也为业余演唱团队提供了丰富的演唱脚本。

衷心祈愿杨老戏曲改良的理念得以延续，让骠川花灯这株绽放在云南红土高原的山茶花，绽放得愈发绚烂红火！在我们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应当全力保护和传承好这一珍贵的花灯文化。

如今，杨老的后人，包括其孙杨泽金、孙媳李庭美，重孙杨成旺、重孙媳谢永仙及其家人，在漫漫岁月里遭遇诸多磨难，如置身十魔九难之境，历经千辛万苦。他们于痛苦深渊中奋力挣扎，每一步都走得艰难而沉重，却始终怀揣着不屈的信念，以坚毅之姿，一步一步顽强地挺了过来。

2014年，他家凭借多年种植烤烟以及经营水泥和混凝土生意，成功赚取了第一桶金。随后，投资120万元，于法邑大中街建起一栋四层小洋楼，建筑面积达800平方米。这栋洋楼装修精美，居住起来十分舒适。家中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设备一应俱全。

重孙杨成旺将他老祖杨永龄生前的画像永久性地珍藏在柜箱之中。笔者的到访让主人感激不已，他们从柜子里翻出珍藏了一个世纪的杨老画像，拿到我面前。画像中的杨老约莫30岁，神情庄重严肃却又透着可亲可敬的气质。他眉宇间透着睿智，浓眉大眼，目光炯炯有神。留着平头，五官圆阔饱满，身着西服革履，系着领带。单从神态来看，便知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育者。可惜他英年遇害，早早离世，着实令人痛惜。笔者为此深受触动，特赋诗一首，以表对杨教长的深深敬意：岁月青葱掌教纲，勤劬一世铸荣光。扬精授艺馨芳远，素魄清魂绕故乡。

去年，杨老的重孙杨成旺慷慨解囊三万元，精心修缮杨老的墓地，使其焕然一新。此等善举，一则是为深切缅怀老祖，二则是意在教育子孙后代，让他们时刻铭记老祖勤奋向学、学有所成后无私奉献社会的高尚品格。（注：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章来源:楚雄市子午镇人民政府